殷承宗：我要学新的东西。  

　　殷承宗1941年出生于钢琴之岛鼓浪屿；9岁即举办了独奏音乐会。1962年他在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银奖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虽然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与《黄河》钢琴协奏曲给他带来辉煌，却也让他跌入人生的低谷。1983年，42岁的殷承宗举家踏上了美国的土地，开始了从零起步的职业钢琴家生涯。2005年，钢琴家殷承宗在朱军主持的“艺术人生”节目中回首自己的音乐之路，几次动情，几次哽咽……

　　9岁开音乐会，票子一下卖光了

　　朱军：殷承宗老师，一听您说话观众都能出听很重的闽南口音。您从小就离开了家乡，现在为演出又是满世界地飞来飞去，为什么还是乡音未改？

　　殷承宗：乡音未改，离乡不离腔。朱军：离乡不离腔，人走心不走？

　　殷承宗：对。其实我会说好多种语言，但是福建话说得最好。我曾经用闽南话录音，被拿到厦门去对金门广播；为此我就上了台湾的黑名单，有8年不能入台湾。

　　朱军：说殷老师是一个钢琴神童，一点都不过分，如果要说演奏家当中第一次开独奏音乐会的年龄，您可能是比较小的一位？9岁是吧？

　　殷承宗：对。第一次开音乐会时，我9岁。从小我就觉得跟音乐很近。很小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在钢琴前面弹琴，有客人来了，我就坐上去弹个没完，弹到让人家哄走为止。那时就有一种通过弹琴去表现自己心情的欲望——高兴的，不高兴的；或者是拿音乐来描写一个人，或描写什么事情。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从小就有这种感觉。

　　朱军：您觉得这种对音乐的喜好是天生的吗？

　　殷承宗：也有可能。我姐姐她们的同学会一点钢琴，有时候在我家弹琴，我就在边上问这问那的，就这样，我开始了乱弹琴的生涯。家里有什么谱子我就弹什么，所以当时家里的谱子我全本都会弹，所有的舒伯特的歌曲我当时也会自弹自唱。

　　朱军：那时候是谁给您策划了这个独奏音乐会？

　　殷承宗：当时我姐姐我哥哥给我策划一个音乐会，主要有两个目的，一个目的是要让我有个机会展现一下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目的。我的兄弟姐妹很多，缴不起学费，如果我一场音乐会开下来，门票都卖光的话，我连他们的学费都可以付了。

　　朱军：才那么大的一个孩子开音乐会，又没什么名气，有人买票吗？

　　殷承宗：其实我已经很有名气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常在教堂里弹琴，给别人弹伴奏。我还会唱童声女高音，赞美诗300首我都能背，人家说第几首我就能弹。反正每个礼拜天做礼拜都是这样的。厦门有个合唱队，我也去义务给他们弹伴奏。我很会即兴伴奏，一个调子来，我就可以弹。所以厦门、鼓浪屿人都知道我。听说我开音乐会，票子一下就卖光了。后来我把9个兄弟姐妹的学费都缴了。

　　朱军：是什么机缘让您从福建到了上海，去报考上海音乐学院？

　　殷承宗：过了10岁以后，我知道，鼓浪屿这个地方没有专业老师，再待下去的话，就会自生自灭。我听说天津有个音乐学院，上海有个上海音乐学院，特别向往。但是我们家有9个小孩，母亲不会送我去。多亏厦门音协主席杨炳维老师，是他给了我25块钱，支持我到上海去考音乐学院。这25块钱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我当时就一个人走了。那时候福建一寸铁路都没有，没有飞机没有船，没有公路，交通很不方便。还有台湾飞机来轰炸呢！我头上戴着伪装的树叶坐上卡车在路上走了五天，站在车上就像卖猪仔那样。

　　朱军：上海这个大都市很繁华，当时能够适应吗？

　　殷承宗：刚到上海时，什么条件都没有。我住在琴房里头，睡在地板上面，连个帐子都没有，晚上还有蚊子咬。但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非常好。因为我到那儿一考就考了第一名，学校就对我非常重视。那时候苏联专家来了，马上就挑上我做学生。当然，我觉得自己还是下了很多苦功的，一天练十四五个小时琴，即使是周末不上学，我也拼命练。那段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，真的是奋斗啊！

　　朱军：您奋斗的动力是什么？是音乐本身的魅力，还是想要出人头地的这种愿望？

　　殷承宗：我们那时受的教育就是要为祖国争光，为中国人争气。但是不能光说不练啊。从鼓浪屿出来以后的第五年，我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得了第二名。背后的劳动确实是非常非常艰苦的。

　　“文革”时到天安门广场弹琴

　　朱军：在结束留学生涯后，再回到国内，你觉得反差大吗？

　　殷承宗：回国以后，开始感觉还好，1963年除夕还受到了毛主席接见，我受到很大鼓舞。当时就在毛主席的客厅，我为他弹琴，弹了我自己的一个处女作《秧歌舞》，又弹了一首肖邦的《谐谑曲》第二；弹完以后，主席让我坐在他旁边，他跟我说话，湖南口音很重，我因为非常紧张一句话都听不懂，真是着急。幸亏有个新华社记者是湖南人，帮我翻译了。主席说：“你用中国民族的东西弹钢琴非常好，你以后要多搞创作，多搞点民族的东西。”这话当时给我印象很深，可能是我以后走这个路的一个动力。可是后来一下子什么都不能弹了。

　　朱军：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西洋乐曲被列入“封、资、修”；而且您还下过乡，是吗？

　　殷承宗：1964年，我们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，我在通县待过一年。因为我身体比较健壮，他们就派我驾辕赶大车，每天还要挑水。记得我第一天去割红薯秧，割到最后已经干不动了，就趴在地上往前爬。半年以后手都硬了。这时候我就跟音乐学院领导提出来，能不能拉一架琴到通县去，我想为通县的青年搞文艺活动。找这个借口，其实也是想借此练练琴。后来琴真是搬到通县来了。

　　朱军：回忆那段时光，您觉得在您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？

　　殷承宗：感觉有失有得。所谓失，就是我在最辉煌的时候，没有顺势而上。柴科夫斯基比赛回来，我各方面的状态非常好，那一年弹了六七十场音乐会，到全苏联各地去弹；当时法国、英国也都邀请我去。突然一下子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而是下乡去了。但是我觉得艺术就是这样，生活的经历多了，你的表现力就可能会越丰富。“文革”时都说中国老百姓不需要钢琴，要把它砸烂。而我却跟几个朋友说我们组织个宣传队，到天安门去弹琴吧。那天我们找了个车把钢琴拉过去，车到南池子再也开不过去，于是我们4个人就抬着钢琴一直抬到了金水桥。在那儿一连宣传了3天，边弹边唱，观众越来越多，每天大概有几千人围观！第一天就有人让我弹京戏，我根本不会，于是赶紧回去找了一个“沙奶奶”来，我弹“八一三”那段，她来伴唱。特别受欢迎。

　　朱军：用钢琴为京剧伴奏，我觉得难度挺大，怎么捏得起来啊？

　　殷承宗：那时观众点什么，我就是想要满足他们的要求。我当时很喜欢《红灯记》，特别欣赏刘长瑜演的李铁梅这个角色；一天我对她说，我来写几段《红灯记》，你给试试看。没想到引起非常大的轰动。后来“中唱”录了音，这样就受到了上面重视，叫我们再继续搞。为此我还正式去拜师学京剧，通过艰苦的劳动把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搞出来了。1968年的“七一”，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演出，那场演出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。沉默了那么久的钢琴声音，又重新在电台里出现了。

　　演奏《黄河》时周总理说：星海复活了！

　　朱军：是不是因为那时的红火，让您离开舞台有四五的时间？

　　殷承宗：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被审查，不能接触钢琴。如果不弹琴手就会萎缩，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我的手萎缩。于是我天天在桌子上抻手，抻到哪儿就划一条线。手里头有两根筷子，我夹着筷子天天练；非常惊奇的是，10个月没有接触钢琴，当我再出来的时候，我的手大了。以前我只能弹九度，后来可以弹十度了。当时第二个想法是，脑子不训练要生锈。没有钢琴，我每天就在脑子里背谱，把以前弹过的曲子一首一首地背。出来以后，有两三年时间我练得非常辛苦，每天是八九小时地练———我相信我还是会回来的。

　　朱军：还有一首乐曲不能不提，那就是您走到哪都一直在演奏的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。

　　殷承宗：“文革”当中，我心里其实老想着要为钢琴找出路。那个时候全国很多人是通过钢琴伴唱认识钢琴的。但是要让钢琴真正走上舞台，需要有一部钢琴协奏曲才能够站得住；我们一些音乐学院的老同学聚集在一块，就开始为此选材了。最后大家一致说用《黄河》。《黄河》家喻户晓，而且主题表达的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。另一方面，觉得钢琴协奏曲需要找一个很有气派的、很壮丽的题材，而《黄河》就最适合用钢琴来表现。我经常说，钢琴要去弹《梁祝》，肯定比不过小提琴；小提琴拉《黄河》也绝对比不过钢琴。

　　朱军：所以这个题材选对了，那么波澜壮阔，那么激动人心。

　　殷承宗：那时我们成立了一个创作小组，先到黄河边上去深入生活；在黄河边上大概走了两个多礼拜，收获非常大。黄河急流勇进的磅礴气势，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我经常跟一些演奏的人说，你们应当到黄河去亲自体会一下，就能找到那种力量，那种节奏，就能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这种勇敢、勤劳、奋战的精神。

　　朱军：到今天为止，您有没有计算过已经演奏了多少场《黄河》？

　　殷承宗：演奏到现在大约有500场了。

　　朱军：500场的演出当中，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？

　　殷承宗：《黄河》的第一场演出，我真的永远忘不了。当时我先弹了《红灯记》，不知怎么回事突然扭了腰，站都站不起来，闭幕后他们把我抬下来，可是下面就要演《黄河》了，B组演员没有练好不可能救场，怎么办呢？就先上《沙家浜》，他们赶紧把我抬到二龙路医院去打麻药，最后用布把我的腰全部缠起来，又在台上为我摆了一个靠背凳子，这样我就上去弹了。这场演出因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乐队思想特别集中，演出效果非常好，非常激动人心。这是1967年5月1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。

　　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演出，是1967年2月份中央审查这个节目时，周总理来了。那次大家非常激动，中央乐团的定音鼓鼓手在第四乐章的时候很激动很使劲，把定音鼓都打破了。总理在那儿站了起来，说星海复活了。

　　在卡内基开音乐会，弹了半场中国古曲

　　朱军：在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您出国去了。选择退却、离开，是不是多少也有些懦弱？

　　殷承宗：现在想想，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对的，因为出去以后的22年，让我经历了非常严谨的生活，就是职业钢琴家的生活。我22年如一日，每天要练很多琴。为了生活，也为了重新回到舞台上，开始的时候，我每年都要准备一套两套新的节目，有的时候一两个月要赶一个协奏曲。到美国去当然是很艰苦的，一切从零开始。这是我第二次离乡背井，虽然在艺术上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，但经济上确实是从零开始，口袋里只有60美金，还带着我的女儿。其实我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，能够吃饱饭就行，但是我要能练琴。所以我当时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有自己的钢琴，第二再奋斗房子，我想这样就能够稳定了。

　　朱军：实现这样的目标，是不是很顺利？

　　殷承宗：到了那么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于已经四十岁出头的我是很艰难的，语言也不通，还想重新在国际乐坛上争一席之地，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半年以后，我要在卡内基大厅做首场演出，这场首演是我经纪人投的资，所以首演以后我欠了一屁股的债。但是首演的起点很高，以后就不断地有了演出，慢慢就把这个债还清了。

　　朱军：现在在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奏中国乐曲了吗？

　　殷承宗：经过那么多年努力，现在可以这样了。我跟别的钢琴家不一样，我手里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，有很多中国的古曲，还有《黄河》、《红灯记》这些东西，我想介绍给西方，但是刚去那会儿不行。一直到去年，第六次在卡内基举办的独奏会上，我弹了半场中国古曲。那次有很多中国观众都去捧场，大家都感到非常骄傲。

　　朱军：都说人过50知天命，经历了这么多，走了这么远，对生命有什么感悟吗？

　　殷承宗：总是在新年来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是又一个音乐季的开始，我要学新的东西。尤其是最近几年，可能年纪大了，积累的经验多了，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演奏方面，老觉得自己有新的发现。很多人问我你什么时候退休？我说我可能还没有这个想法，只要我身体好，我想我是会坚持到最后一刻。